直擊Gucci痛處

國際名牌爭相加價，其中GUCCI累積加幅高達20%，不過對各大名媛闊太而言，影響似乎微乎其微，無他，美麗有價。思哲並非追名牌一族，不懂分辨GUCCI哪個手袋較罕有較昂貴；不過，假如閣下家中仍保留著一盒70年代生產的GUCCI紙巾的話，恭喜你，這盒紙巾的價值，肯定較一個限量版GUCCI袋不知貴上多少倍，甚至可以說得上是天價難求。

沒錯，不是甚麼贗品，是一盒堂堂正正由GUCCI授權生產的紙巾，這盒天價難求的紙巾，背後的故事絕對觸到這個超級品牌的傷痛處。話說GUCCI在1921年成立初期，販賣旅行包和馬具為主的皮革製品，隨著品牌愈來愈受歡迎，GUCCI在二次大戰後百廢待興的歲月急速發展起來，除皮革製品外，也兼營衣服、香水、玻璃家具及飾品等產品。久而久之，GUCCI逐漸吸引了大批上流社會的名人捧場，GUCCI亦成為社會地位的一種象徵。

很可惜，GUCCI在70年代極盛之時，為了追求短期的商業利益，開始無節制地授權其他公司，將GUCCI的商標冠在數以萬計不同種類商品的包裝上，其中一款便是GUCCI紙巾。過濫的授權和良莠不齊的商品質素，令GUCCI的品牌過於廣泛，終使這個大名鼎鼎的品牌日走下坡。

直至94年，瀕臨破產邊緣的GUCCI，終於由Domenico De Sole（擔任總裁）和Tom Ford（擔任創意總監）入主進行大力改革。95年，Tom Ford起用Amber Valletta、Kate Moss和Shalom Harlow等超級名模，在舞台上以頹廢和感性的新姿態展示GUCCI秋季新裝，新設計的天鵝絨褲子，配以金屬皮帶和白色束身內衣，招牌上的馬銜鏈同時變細，卒將GUCCI原來的中年沉鬱氣質，成功轉型成時尚年輕的貴氣指標，結果獲得時尚界和《Vogue》老總Anna Wintour（見前文《真正的Prada惡魔》）擊節讚賞。

當時的GUCCI總裁Sole見秋季新裝大獲好評，迅速採取果斷的補鑊行動，花逾2億美元回購前朝濫發的產品特許權，重新嚴格控制旗下店舖的數目，又斥巨資裝修門面，結果令GUCCI的銷售額重上軌道，同年轉虧為盈，營利超過8000萬美元，增幅超過三倍。
GUCCI當年盲目地擴充特許權，以為擴大市佔率創造收入便代表一切，結果令公司一度盛極而衰。前車可鑑，假如閣下的公司，又想以特許經營擴充，追求盈利，是否也有DomenicoDeSole和TomFord這類人才去配合呢？

本地電影只能自救

最近香港彷彿是日本電影天下，上月《死亡筆記》、《地海傳說》等電影人氣急升，一時無兩，到今個月更加二時無兩，但與此同時，香港電影業卻在埋頭討論曾特首提出的電影局。

超過一名資深電影人在報章專欄撰文，討論本地即將成立投資電影設備及硬件的電影局。意見分兩邊，主要分歧在於對政府設立電影局，能否有效挽救香港電影一點上。其實本地電影過去亦偶有佳作，周星馳、周潤發、成龍、李安、吳宇森等人才輩出，沒有政府任何扶助，卻從來不缺乏資金，何以今天竟忽然伸手要起錢來？

事實上，踏進思哲常談的新經濟時代，今天的營商環境與二三十年前很不一樣，不論電訊、傳媒、唱片業也好，也需轉型推出新產品面對市場，電影業當然不例外。所以，能否與時並進、迎合消費者口味，才是能否挽救香港電影的重心。哪麼究竟現在的電影消費者，跟以前有甚麼分別？

在新經濟下，視像娛樂定義需要重寫。如電影和電視劇的時限，再不是以往常預設的90分鐘和60分鐘，因為我們已有GoogleTube。僅6分鐘的巴士阿叔，足教數以百萬計的觀眾目瞪口呆。代表6分鐘的短片，只要有質素亦有市場，電影業何不探索一下互聯網商業渠道和短片市場？

另一方面，有了互聯網，電影產品與觀眾之間再沒有地域限制，不局限於電影院內，不局限甚麼時間收看。電影市場無遠弗屆，即使本地市場萎靡不振，香港電影大可利用互聯網開拓外國市場。當美國荷李活已積極與互聯網公司合作，例如與蘋果電腦iTunes、微軟xBox共同推廣合法電影下載，甚至還盛傳將有合法BT電影下載（合法BT音樂下載早已推出）。誰敢說杜琪峰的《放逐》在網上就沒有市場？經典電影的市場也不容忽視，不少潛在收入因消費者找不到舊影碟而失掉，何不推出合法下載服務賺錢？

互聯網另一個重要影響，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成本極低，而且與電影業關係千絲萬縷的舊傳媒，影響力也進一步被互聯網削弱。不論電影好不好看，口碑很快便傳送開去，舊傳媒沒有能力控制。其實思哲看電影純粹為了過癮，但凡不過癮或廁所位過多（中間一個未嘗不好）的，回家後或提醒朋友別看，或上討論區批評，以後千萬別看同一個導演便是。只有真正具備質素的作品，才能重拾電影消費者的信心和挽救香港的電影業。

2006年11月14日刊於《蘋果日報》